1.张某故意伤害案
裁判要旨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的认定。一般而言，主从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1.看起因，谁是起意者；2.看实行行为，谁是主要实行者；3.看因果关系，谁的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原因力较大；4.看犯罪收益的分配情况等。
本案中，从犯罪起因、犯罪实施阶段、对危害结果的作用来看，张某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
2.张某军故意杀人、张某明等人故意伤害案
裁判要旨
01.对于共犯实行过限的认定，裁判者对有关行为主体、行为时间、主观罪过等因素的判断较为容易，但往往难以把握“行为是否超越共同谋议之罪范围”这一核心问题，司法实践中，应以“共同谋议”这一概念作为判断核心，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把握：
一是共同谋议的内容明确，各共同犯罪人就犯罪目标、手段、程度等已经达成了具体详细的合意，形成了统一的行动方案。在此情况下，如果各行为人都能够按照事先谋议的内容实施犯罪，则将在共同谋议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如果其中部分实行行为人实施了超过谋议范围的事项，一般可认定为共犯实行过限。
二是共同谋议的内容并不明确，反而呈现出明显的概括性，即实行犯之间以“教训教训”“收拾收拾”之类的语言达成合意，在实施过程中则表现为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此类情况下，实行犯的行为只要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范围，都应视为整个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宜认定为实行过限。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裁判者需结合具体案情准确把握概括性合谋的边界，避免过分扩大解释。
三是各共犯人在事前或事中缺乏明显的共同谋议，而是通过实际行动、神态表情等进行犯意联络，该种情况在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犯罪中较为常见。共同犯罪人往往先因故与被害人产生口角或纠纷，在矛盾突然激化后实施暴力行为。由于事态变化迅速，各共同犯罪人无暇进行直观的犯意联络，故较难认定行为是否超过共同谋议范围。对此，宜结合实行犯的组织地位以及多数行为人行为方式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以明显超越多数共犯人行为性质、手段、程度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一般可认定为超过共同谋议范围。
02.对于共犯实行过限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归责问题的判断，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要从客观上判断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是否明确。过限行为往往会造成比共同谋议的犯罪目的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后果，此时需判断该严重危害后果的成因是否明确。对于以上问题的判断有必要区分重合过限之罪与非重合过限之罪。基于非重合过限之罪与共谋之罪在侵害法益性质方面的明显区别，相关责任归属相对明确，一般应由过限行为人单独承担过限行为的刑事责任。由于重合过限之罪与共谋之罪在所侵害的法益上具有相似性，实践中尤其需要解决的是对重合过限之罪的责任承担问题。如果根据在案证据，致害成因不能精准指向某具体行为人，即使存在共犯实行过限，一般也不宜将过限行为人与非过限行为人分别定罪论处，应当要求共同犯罪人整体对危害后果负责。如果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致害结果是过限行为人直接造成的，过限行为人需对该结果负责在所不论，非过限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需结合具体案情进一步分析判断。
二要从客观上判断非过限行为是否为过限行为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在致害成因能够精准指向某非过限行为人时，在部分共同犯罪尤其是非重合过限之罪中，首先需要判断非过限行为与严重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限行为人完全是另起犯意的，非过限行为与严重危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相反地，在部分共同犯罪尤其是重合过限之罪中，非过限行为致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境地，过限行为人基于此再行实施过限之罪的，则非过限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要从主观上判断非过限行为人对过限行为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在致害成因能够精准指向过限行为人时，非过限行为人只有符合因果关系要求，且对危害后果具有预见可能性才能承担责任。如果非过限行为人缺乏事前及事中的明知，且在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可预见性，则不对过限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3.王某佰、韩某、王某央故意伤害案
裁判要旨
共同犯罪中有共同实行犯罪、教唆犯罪、帮助犯罪等情形，每种情形的实行过限都有不同的判定原则。教唆犯罪和共同实行犯罪的实行过限判定如下：
（一）教唆犯中的实行过限认定
教唆犯是犯意的发起者，没有教唆犯的教唆，就不会有该犯罪行为的发生，特别是使用威胁、强迫、命令等方法的教唆犯，因此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往往起主要作用。在教唆犯罪的情形下，判定实行行为过限的基本原则是看被教唆人的行为是否超出了教唆的范围。在教唆内容较为确定的情况下，认定被教唆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实行过限较为容易，但如果教唆犯的教唆内容较为概括，由于教唆内容不太明确，确定被教唆人的行为是否实行过限就较为困难。尤其是在一些教唆伤害的案件中，教唆者出于教唆伤害他人的故意往往使用诸如“收拾一顿”“整他一顿”“弄他”“摆平他”“教训”等内涵外延较为模糊的言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不同阅历背景的人理解的含义往往是有分歧的。对于这种盖然性教唆，实际的危害结果取决于实行行为的具体实施状况，轻伤、重伤甚至死亡的危害结果都可能发生，但无论哪一种结果的出现都是由教唆犯的授意所引起，均可涵盖在教唆犯的犯意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教唆犯的盖然性教唆而使被教唆人产生了犯意，实施了教唆故意涵括内的犯罪行为，只要没有明显超出教唆范围的，都不应视为实行过限。
司法实践中，对于教唆故意范围的认定，主要看教唆者的教唆内容是否明确，即教唆犯对被教唆人的实行行为有无明确要求；或正面明确要求用什么犯罪手段达到什么犯罪后果，如明确要求用棍棒打断被害人的一条腿；或从反面明确禁止实行犯采用什么手段，不得达到什么犯罪结果等，如在伤害中不得使用刀具、不得击打被害人头部，不得将被害人打死等。如果教唆内容明确，则以教唆内容为标准判断实行者行为是否过限。如果教唆内容不明确，则属于一种盖然的内容，一般情况下不应认定实行行为过限，除非实行行为显而易见地超出教唆内容。
（二）实行犯中的实行过限认定
在共同实行犯罪的情形下，判定实行行为过限的基本原则是看其他实行犯对个别实行犯所谓的“过限行为”是否知情。
如果共同实行犯罪人中有人实施了原来共同预谋以外的犯罪，其他共同实行犯根本不知情，则判定预谋外的犯罪行为系实行过限行为，由实行者本人对其过限行为和后果承担责任；如果其他实行犯知情，除非其有明确、有效的制止行为，则一般认为实行犯之间在实施犯罪当场临时达成了犯意沟通，其他人对实行者的行为予以了默认或支持，个别犯罪人的行为不属于实行过限，其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由各实行犯共同承担责任。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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