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
1.李某雄贩卖毒品案
裁判要旨
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属于死刑案件中影响死刑适用的关键事实，对该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如果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以致影响准确判定被告人罪责的，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凌某、刘某贩卖、制造毒品案
裁判要旨
01.对毒品共犯的处理要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存在多名主犯的犯罪案件中，可从毒资来源情况、财产情况、犯意提起及犯罪模式、毒品再犯及累犯情况要准确认定共犯的地位和作用，确定罪责轻重。对于地位和作用相对较小，属于可杀可不杀的，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02.不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以达欺骗购毒者或者逃避查缉等目的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制造毒品罪。
3.张某、王某贵、周某会等贩卖、运输毒品案
裁判要旨
重大毒品犯罪中,共同犯罪人、上下家均到案,且存在既是共同犯罪又是上下家关系的情况下,应采用以下量刑原则适用刑罚：（1）刑罚与毒品数量、社会危害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相适应。（2）对于既是共同犯罪又是上下家的被告人,要在分清主次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依法确定是否适用死刑。（3）对于单纯的上下家,要综合考虑各自在促成毒品交易中的作用大小,慎重决定适用死刑。
4.阮某某贩卖、运输毒品案
裁判要旨
未成年人心智不够成熟，分辨是非能力较弱，好奇心强，容易受到不良周边环境的影响，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或者成为被引诱、教唆、欺骗吸食毒品以及出售毒品的对象。行为人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已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系主犯，系曾因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违反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挑战亲情伦理底线，利用、教唆具有亲属关系的未成年人贩卖、运输毒品的，在不具备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前提下，可以适用死刑。
5.黄某托等贩卖、运输毒品案
裁判要旨
办理毒品案件，应当坚持“毒品数量+其他情节”的标准，全面考察毒品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数量、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在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时，应当贯彻“少杀慎杀”政策，严格审慎适用死刑。
6.陈某1贩卖、运输毒品案
裁判要旨
01．对共同犯罪案件如何把握死刑政策，现在普遍的认识和做法是，对于二人或者多人致死一人的案件，原则上只对其中罪责最为突出的被告人判处死刑。对此，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有明确的指导意见：“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当然，作为极少数例外情况，对多人致死一人的，也可能有判处二人死刑的情况。
针对毒品共同犯罪，通常也是依照上述政策把握死刑适用。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不分主从犯而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或者实际上都按主犯处罚，一律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对于共同犯罪中有多个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要全面考察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对罪责或者人身危险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判处更重的刑罚。如果共同犯罪中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此可见，共同贩卖毒品犯罪中，一方面需要考虑毒品数量，另一方面需要认真审查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要注意从犯意的提起、与毒品源头的紧密程度、出资额、分工等方面进行审查，区分罪责大小。
同时，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性所决定，在大量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抓获部分涉毒人员，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案件主犯在逃。此时仍要根据在案证据比较在案被告人与在逃人员的罪责，若在案被告人地位、作用明显大于在逃同案犯或者基本相当时，仍可依法核准在案被告人死刑。
具体在本案中，结合证据可以认定如下事实。第一，陈某1伙同陈某2共谋贩毒。陈某2虽未到案，但是手机通话清单、技侦转化资料可以证明陈某1与陈某2共谋到云南购买毒品。手机通话清单证实，7月18日至24日陈某1与陈某2手机通话联系34次（24次主叫），其中7月24日联系19次且陈某1主叫13次。结合技侦转化资料可以证明，陈某1与陈某2为购买毒品而多次预谋，陈某2主要负责购买包装等物，二人联系出发事宜。陈某1辩解其受陈某2邀请到云南帮助陈某2找老公，该辩解既得不到陈某2供述的印证，亦与技侦转化资料内容矛盾，也不符合常情常理。第二，陈某1纠集陈某3参与贩卖、运输毒品。陈某3供述“被抓前约一个星期，陈某1打电话说最近他们准备去做一批生意（指贩毒），问我要不要去，我说可以”，该内容与技侦转化资料等证据相印证。同时，车辆行驶信息、住宿登记信息以及陈某3的供述证实，二人驾驶陈某1的贵F59444丰田轿车，7月24日出发，沿着金关-昆明（7月25日住一晚）-景洪-打洛镇-缅甸-打洛（7月31日）的路线贩卖、运输毒品。第三，陈某1亲自到境外查验毒品、商议毒品数量、价格。陈某3供述，其与陈某1到达云南勐海打洛镇后就随同陈某1一起偷渡到了缅甸小勐腊，与陈某2、陈某4会合，陈某1、陈某4、陈某2联系购买毒品并商议价格。因陈某2、陈某4在逃，三人的具体分工无法获知，但是陈某3的供述得到了技侦转化资料及陈某1供述的印证。且从相关证据来看，陈某1与上线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麻古主要靠陈某1联系，交易毒品时也是陈某1在场，陈某2只是负责联系运输毒品。第四，陈某1主动代张某、李某1等购买毒品。该事实有张某、李某1的供述及手机通话清单、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综上，被告人陈某1伙同陈某2共谋贩毒，纠集陈某3参与贩卖、运输毒品，并邀约李某1、张某购买毒品，亲自赴境外检验毒品样品、试货、商议毒品价格，且出资额巨大，其在共同贩卖、运输毒品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之一，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陈某1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虽然本案另二名主犯陈某2、陈某4在逃，但是就现有证据来看陈某1的作用比陈某2、陈某4略大或者至少作用相当。故依法核准被告人陈某1死刑。
02.毒品犯罪案件中，也要注意区分共同犯罪与同宗毒品犯罪。被告人李某1委托陈某1代为购买毒品，与陈某1等人系同宗毒品犯罪，而不属于共同犯罪。一般而言，同宗毒品犯罪是指毒品犯罪的上下家，也包括“居间”或者“代购”。在同一宗毒品犯罪中，通常也要区分作用大小，死刑只适用于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以毒品上下家为例，不能简单地认为毒品上家的地位、作用就大于毒品下家。同时要注意区分“居间”或者“代购”与上下家的关系，一般而言，“居间”被告人或者“委托他人代购毒品”被告人的地位、作用相对较小。但上述情况不是绝对的，仍要结合具体案情和证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1的供述及手机通话清单证明，此次贩毒系陈某1主动联系李某1；李某1、陈某1、陈某3的供述以及技侦转化资料证明，李某1通过电话委托陈某1代为购买毒品；李某1的供述、李某1之妻的证言以及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李某1汇款16万元至陈某1指定账户；李某1购买毒品实物被公安人员查获。综上，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委托陈某1代为购买毒品。但是由于各被告人供述以及技侦资料关于李某1毒资及购买毒品数量说法不一，就现有证据而言不好确定李某1到底购买了多少毒品。
本案在量刑时，不能仅凭被告人李某1出资数额大（16万），且系累犯和毒品再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就核准李某1死刑。这是因为，在同宗毒品犯罪中，李某1的地位、作用小于陈某1以及在逃的陈某2、陈某4。李某1将毒资汇至陈某1指定账户，未亲自到云南或者境外购买毒品，未参与运输毒品；李某1不是幕后指挥操纵贩毒的主犯，而是在陈某1打电话告知的情况下委托陈某1代为购买，故属于受邀约参与犯罪。作为同一宗案件，陈某1判处死刑、主犯陈某2、陈某4在逃，从量刑平衡的角度来看不宜判处李某1死刑。同时，也考虑到现有证据只能确定李某1出资16万元，不能确定李某1购买毒品种类和毒品数量，在作为量刑最重要标准之一的毒品数量不确定的前提下也不宜核准李某1死刑。
综上权衡全案事实和各被告人量刑，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核准被告人陈某1死刑，不核准被告人李某1死刑并改判李某1死缓的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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