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借贷型诈骗、利息、折抵、犯罪数额
[裁判要旨
在借贷型诈骗罪案中，案发前以利息名义给付的钱款应折抵未付的本金，以确定最终的诈骗数额。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案件索引]
一审: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人民法院(2015)晋法刑初字第215号(2015年12月28日)（p97）
[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朱元珍犯诈骗罪，向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至2014年9月，被告人朱元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买车、买房、资金周转等事由，在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虚假房产证作抵押、公交承包车营运权多次抵押、口头约定用其房产证或者承包的公交车作抵押、承诺短期内给予高额利息回报等方式，先后骗取被害人方某某、贾某某、赵某某、谭某某、彭某、张某某、李某、王某、李某一、林某、韩某某、李某二、杨某某等13人的借款共计3225645元，所得赃款用于偿还之前的高利贷借款。扣减已还款项及支付的利息477000元，仍有借款共计人民币2748645元不能偿还。2014 年12月5日，被告人朱元珍主动到昆阳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 晋法刑初字第215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朱元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二、随案移送现金人民币16000元，追缴发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朱元珍退赔各被害人被诈骗款项。宣判后，朱元珍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朱元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或者有效担保等情况下，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多次以借贷的形式，骗取他人款项共计人民币2748645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犯诈骗罪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朱元珍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认定其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p98)
[案例注解]
本案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朱元珍构成诈骗罪的犯罪事实无太多争议，系典型的借贷型诈骗。然而对被告人朱元珍案发前支付过的利息是否折抵犯罪金额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珍已付利息属于朱元珍为了实现诈骗目的而付出的犯罪成本，该利息对诈骗数额不产生影响，即本案的诈骗数额应当是3225645元。
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利的角度来看，本案13名被害人的合法利息应予以保护，但应当将被害人从被告人处所获取的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折抵未还本金确定被告人朱元珍的最终诈骗数额。
第三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朱元珍在无还款能力的前提下，仍虚构事实，使用假房产证等手段骗得被害人的款项时，此时其犯罪目的已经实现，朱元珍在犯罪目的实现后付给被害人的利息应不属于犯罪成本。本案中，朱元珍欲通过民间借贷的外在形式掩盖其诈骗财物的非法目的，其行为性质属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行为，因民事债权人和刑事被害人所承担的风险不同，其利息受保护情况也应存在区别。同时，参照集资诈骗罪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朱元珍案发前归还的477000元，均应折抵未还本金,从而确定其最终的诈骗数额为2748645元。
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被告人朱元珍案发前已付利息应折抵未还本金，从而确定最终的诈骗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1.案发前已给付的利息不属于犯罪成本。目前,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对犯罪成本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基本已经达成共识。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为达到犯罪目的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笔者认为，本案中，首先，被告人朱元珍虚构事实理由，采取虚假的房产证作抵押、承诺高额利息等多种方式后，取得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主动将本金交给被告人，此时被告人已完成了其诈骗行为，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他的全部犯罪成本此时已经花费完成。被告人朱元珍在犯罪目的实现后，却陆续支付了部分利息，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全部所骗款项的故意。故可将已支付利息认为是其以利息的形式支付部分款项的行为。因此，其所支付的利息不属于犯罪成本。其次，在诈骗犯罪中，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当诈骗类犯罪行为人在案发前将利息支付给被害人时，其主要存在两种（p99）
不同的主观心态:一是给被害人一些甜头，为再次诈骗创造条件;二是确实想返还财物。笔者认为，其他犯罪中的犯罪成本一般是让案外人受益，而借贷型诈骗中受益人恰恰是被害人，被告人给付被害人的利息实际上是减少了被害人的损失，而诈骗数额是以被害人实际损失数额为准。因此，无论被告人是何种心态，但客观上都归还了被害人财物。从这个角度看,案发前支付的利息不应作为犯罪成本，而应折抵未还本金以确定最终的诈骗数额，从而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2.借贷型诈骗应结合其自身特点进行综合评论。有一种观点认为，诈骗数额应以犯罪既遂时被告人获得的财物数额来认定，案发前归还的数额只能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笔者认为,对于借贷型诈骗犯罪而言，其结合借贷这一行为具有自身的特点，借贷行为包括本金、利息的给付、还款时间等因素,往往是经过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犯罪行为才最终形成，其犯罪构成之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价。被告人朱元珍在诈骗款项拿到后，却陆续支付了部分利息，可以证明其具有归还部分款项的意思，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全部所骗款项的故意。故可将已支付利息认为是其以利息的形式支付部分款项的行为。
3.对于案发后支付利息的评价，刑事被害人所应承担的风险高于民事债权人。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对借贷中合法的利息应予以保护作出规定,但在处理民事案件时所适用的上述规定并不当然适用于刑事案件。笔者认为，首先,刑事诈骗案件中被害人的任何利息均不能得到法律保护。因为,民事债权人和刑事被害人在各自案件中所应承担的法律风险不尽相同:民事债权人会选择信用度较高的亲友作为其借款对象，同时，也往往会在放贷前通过一系列工作仔细考察借款人是否是正当的开销确实需要资金以缓解燃眉之急，并考察资金是否确实投入了正当的开销之中。借款后,他们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往往可以得到债务人的主动偿还，或者通过民事诉讼就能得到保障,借款风险较低。而对于刑事被害人而言，其往往为贪图高息而草率信任被告人,不太去关注被告人是否是十分相熟的人，也不关注其信用度和资金的真实用途，而是在被告人所提供的虚假担保、高额利息或回报等的引诱下，不去考察担保的真实性，也未多加思索就将其款项付给对方，最终将为草率借款的行为承担利息得不到保障的较高风险。其次,刑事案件中的定罪量刑是以犯罪时的行为及结果为准，而孳息则是在行为人诈骗行为完成后产生的，属于事后的结果。故诈骗犯罪后产生的利息不计人犯罪的数额。
4.与之相似的集资诈骗的相关司法解释支持案发前已付利息可全部用于(p100)
折抵未还本金以确定诈骗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一款也规定，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本金未还清的，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所借本金扣除已还本金及已付所有利息后的数额;而对于本金已还清的，案发前所付利息应当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笔者认为，在对借贷型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认定上，在此类犯罪的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未就案发前已付利息对诈骗数额产生何种影响作出具体规定之前，可以参照上述规定，将案发前已付全部利息折抵未付的本金，以确定最终的诈骗数额。其理由在于: (1) 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在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上有所不同，但犯罪性质非常相似，在如何认定犯罪数额等方面所应遵循的原则应是相通的;(2)集资诈骗罪既然在利息对犯罪数额影响的处理上采取了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式，而诈骗罪不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法定最高刑，均较集资诈骗罪轻，本着“举重以明轻”的法理进行参照处理，可以收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黄 锦
普永梅
吴 杰
编 写 人: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人民法院
普永梅
责任编辑:周维明
审 稿 人:沈 亮（p101）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7年第3辑（总第10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97～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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